《说说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同篇异练
狂放的举止是魏晋文人个性活动的表现之一。在魏晋之前，历史上也不乏“狂士”，但他们多半是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达到沟通道统与势统的目的。如传说中的箕子向纣王进谏不从，而披发佯狂。那位以“谲谏”著称的东方朔，也有“狂人”之称。
到了魏晋，由于门阀士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这个阶层代表的士族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作为其主体意识表现的个性精神和行为也就不断膨胀。“狂放”作为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其中竹林名士又具有代表性。不过，与历史上狂放活动的文化内涵不同，竹林名士的狂则完全是脱离功利约束的自由之狂。他们在对现实失望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以后，便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行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礼教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温文而雅，刘伶却非按相反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因为那些被汉儒奉为至圣的礼教，在魏晋文人眼里不过是一堆粪土和“尘垢囊”。因为魏晋的统治者往往借维护礼教之名来屠杀异己，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获罪致死。其余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这成为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但人们承受痛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不超出痛苦的极限，他们便以饮酒来麻醉自己。他们愈是痛苦就愈是以酒浇愁，从而愈能显示出个性。政治上的绝望，把刘伶带入醉的境界；而酒精的刺激，又使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异己，使他“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他那篇传世名文《酒德颂》，更是集中表现了他的傲岸绝俗的个性精神。
另一位竹林名士阮籍，其狂放和醉态也近于刘伶，而其个性的社会批判意义则更加突出。《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偏偏和嫂子聊天儿，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常礼，母丧不食荤，可他在母丧期间却啖酒肉，神色自若。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却总和邻妇饮酒，并醉卧其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当王恭问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就连司马昭也承认：“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这些文人的个性表现在反礼教的同时很注意不因之致祸。可以设想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所作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摘编自宁稼雨《说说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箕子与东方朔等魏晋之前的“狂士”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来达到与势统沟通的目的。
B．魏晋时期“狂放”被社会高度认可表明了当时士族文人的经济实力与主体意识的增强。
C．刘伶与阮籍的狂放脱离了功利的约束，是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体现了个性精神。
D．魏晋文人的狂放既有反礼教的一面，又有“至慎”的一面，根源都是精神上的极度痛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章从魏晋之前的“狂士”说起，引出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也巧妙地将两者作了对比。
B．阮籍丧母食荤、和邻妇饮酒而“未尝臧否人物”看出他反礼教而又注意不因之致祸。
C．文章在论证时多处运用举例论证与引用论证，并在对比论证中证明魏晋文人的真性情。
D．文章论证了竹林名士“狂放”的表现和原因，肯定了他们争取人生真道德的努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魏晋文人视礼教为粪土，这也常常是统治者杀害他们的原因，孔融和嵇康均因此获罪致死。
B．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这也是他对政治绝望而纵酒放达的表现。
C．纵酒是部分魏晋文人对政治绝望和自我个性的表现，他们饮酒的程度与其痛苦以及个性显现的程度成正比。
D．宗白华认为，魏晋人用狂狷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是文化衰堕时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答案
狂放的举止是魏晋文人个性活动的表现之一。在魏晋之前，历史上也不乏“狂士”，但他们多半是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达到沟通道统与势统的目的。如传说中的箕子向纣王进谏不从，而披发佯狂。那位以“谲谏”著称的东方朔，也有“狂人”之称。
到了魏晋，由于门阀士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这个阶层代表的士族文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作为其主体意识表现的个性精神和行为也就不断膨胀。“狂放”作为其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表现得到社会高度认同，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其中竹林名士又具有代表性。不过，与历史上狂放活动的文化内涵不同，竹林名士的狂则完全是脱离功利约束的自由之狂。他们在对现实失望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以后，便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行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礼教要求人们循规蹈矩，温文而雅，刘伶却非按相反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因为那些被汉儒奉为至圣的礼教，在魏晋文人眼里不过是一堆粪土和“尘垢囊”。因为魏晋的统治者往往借维护礼教之名来屠杀异己，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获罪致死。其余的文人既不愿掉脑袋，也不肯违心地趋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礼教。这成为魏晋文人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根源，但人们承受痛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不超出痛苦的极限，他们便以饮酒来麻醉自己。他们愈是痛苦就愈是以酒浇愁，从而愈能显示出个性。政治上的绝望，把刘伶带入醉的境界；而酒精的刺激，又使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异己，使他“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他那篇传世名文《酒德颂》，更是集中表现了他的傲岸绝俗的个性精神。
另一位竹林名士阮籍，其狂放和醉态也近于刘伶，而其个性的社会批判意义则更加突出。《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偏偏和嫂子聊天儿，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按常礼，母丧不食荤，可他在母丧期间却啖酒肉，神色自若。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却总和邻妇饮酒，并醉卧其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当王恭问王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忱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就连司马昭也承认：“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这些文人的个性表现在反礼教的同时很注意不因之致祸。可以设想这种“至慎”，需要多少酒精的麻醉，是以多少痛苦为代价所作出的忍耐，这对他们的个性，又是何等严酷的戕害！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摘编自宁稼雨《说说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箕子与东方朔等魏晋之前的“狂士”以狂态为进谏的手段来达到与势统沟通的目的。
B．魏晋时期“狂放”被社会高度认可表明了当时士族文人的经济实力与主体意识的增强。
C．刘伶与阮籍的狂放脱离了功利的约束，是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的解脱，体现了个性精神。
D．魏晋文人的狂放既有反礼教的一面，又有“至慎”的一面，根源都是精神上的极度痛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文章从魏晋之前的“狂士”说起，引出竹林名士的“狂放”风气，也巧妙地将两者作了对比。
B．阮籍丧母食荤、和邻妇饮酒而“未尝臧否人物”看出他反礼教而又注意不因之致祸。
C．文章在论证时多处运用举例论证与引用论证，并在对比论证中证明魏晋文人的真性情。
D．文章论证了竹林名士“狂放”的表现和原因，肯定了他们争取人生真道德的努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魏晋文人视礼教为粪土，这也常常是统治者杀害他们的原因，孔融和嵇康均因此获罪致死。
B．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这也是他对政治绝望而纵酒放达的表现。
C．纵酒是部分魏晋文人对政治绝望和自我个性的表现，他们饮酒的程度与其痛苦以及个性显现的程度成正比。
D．宗白华认为，魏晋人用狂狷发掘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是文化衰堕时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答案
苏19057182-3号